□黄劲

清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），徐葆光奉命出使琉球，期间广泛搜集当地史籍资料，将自身游历、风土人情、相关见闻等编录成《中山传信录》，其中收录的“天妃灵应图”，成为承载妈祖文化、航海民俗与时代印记的重要视觉载体，既展现了古代航海者的精神信仰，也蕴含着丰富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。

《妈祖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》第十一册中徐葆光《中山传信录》的“天妃灵应图”，描绘了特定场景下天妃妈祖显灵庇佑海舟的画面，将真实航海场景与神话意象巧妙融合。图中海上遇险的古代封舟实有其物，是当时航海艰险的真实写照——封舟困于风浪之中，险象环生、危极待救，占据画面下方一角；而天空中妈祖救险的形象仅居于画面上方一隅，身形符号化却透着震撼天地的威严，在苍茫风浪中显现神形，指引遇险船只脱离险境，生动再现了封舟遇险得救的惊魂一幕。图像更多的空间被天空与大海占据，海天相连、茫然无垠，既凸显了航海环境的险恶与渺小，也反衬出妈祖显灵的神圣与力量，形成强烈的视觉张力与情感冲击。

《中山传信录》中“天妃灵应记”载：“天后，莆田湄洲屿林氏女也。……时显灵应，或示梦、或示神灯，海舟獲庇，无数土，相率祀之。”这段文字与“天妃灵应图”形成文图互证，印证了图中场景并非凭空想象，而是当时航渡求神保佑习俗的直观体现。这种“文图共生”的形式，不仅强化了妈祖灵应事迹的可信度，更让妈祖庇佑航海的信俗理念通过视觉与文字的双重传播，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。

纵观历代史料，妈祖灵应护佑航海的事迹多有记载，与“天妃灵应图”的意象形成呼应。陈侃，字应和，浙江鄞县人。明嘉靖五年（1526）进士，官吏科给事中，明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，陈侃充册封正使往琉球册封尚清为中山国王，回国后著《使琉球录》，其《天妃灵应记》中记载：“爰顺舆情，用闽人故事，祷于天妃之神，且官舫上方，为祠事之。舟中人朝夕拜礼必虔，真若悬命于神者。灵贶果昭，将至其国，逆风荡舟，漏不可御，群嗓乞神，风定塞初，乃得达。及成礼还，解缆越一日，中夜风大作，樯折舵毁，群噪如初；须臾，红光若烛笼自空来舟，皆喜曰：‘神降矣，无恐！’顾风未已。”这段记载中“红光护舟”的场景，与“天妃灵应图”中妈祖显灵、神火导航的意象高度契合，进一步印证了妈祖信俗在古代航海中的核心地位。身为册封正使，陈侃记载的真实性与权威性，也为“天妃灵应图”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有力佐证。

从艺术价值来看，“天妃灵应图”属想象造型类版画，从构图到刻印，绘镌双佳，堪称出自大家之手，是一幅非常成功而典范的版画作品。图像中“神火导航”采用对角线动态构图，“桅杆—神火—浪尖”形成45°视觉张力，构建出神圣秩序，这种布局与郑和碑文“云帆高张”的垂直叙事形成互补，一纵一横、一静一动，既展现了航海的壮阔与艰险，也凸显了妈祖显灵的神圣与庄严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这种“天—人—海”的三角结构，暗合《武备志》航海图中“过洋牵星”的定位体系，将古代航海技术与神话叙事巧妙结合，体现了当时人们对海洋的认知与敬畏。

除了艺术与信俗层面，“天妃灵应图”还蕴含着鲜为人知的生态价值。图中出现的鲎纹浪花，与当代红树林保护区的生物图谱高度吻合，这不仅是从生态视角对该图的全新解读，更揭示了明代航海者对潮间带生态的精准观察——他们在长期航海实践中，细致记录海洋生物特征，并将其融入美术创作，这既体现了对自然的敬畏，也展现了古代海洋生态认知的高度。

关于妈祖的身世与灵应事迹，历代史料多有记载，为妈祖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。林烃《天妃宫》载：“神姓林，莆田都巡检孚之季女也。生于五代末年，少即灵异，能知人祸福，室处几三十载而卒。宋绍兴间，有司以灵异闻，封灵惠夫人。赐额曰‘灵应’。”林烃，字贞耀，福建闽县人。明嘉靖四十一年(1562)进士，官至南京工部尚书，曾同谢肇测合纂《福州府志》。其记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，清晰梳理了妈祖的身世与最初的册封历程。顾珀《泉州天妃庙记》则进一步佐证了妈祖灵应护舟的事迹：“其初使者回奏，涉海情渺，风雨晦明，洪涛巨波，惊心骇目，乃有神人飘飘云际，以妥以侑，旋有红光飞来舟中，已而烟清霾霁，风恬浪息，张帆荡胪，倏忽千里，咸曰：此天妃之神也，显示灵应。”作为福建晋江人，顾珀深耕地方文化，其记载更贴合沿海民众对妈祖信俗的认知。

妈祖灵应事迹传颂千年，经由民间的反复传播，妈祖不仅成为沿海各地民众敬仰的全能神祇，更随着渔夫、水手、海商及海外华人移民族群的足迹，传遍海内外，成为连接海内外华人的文化纽带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随着妈祖分灵地域的不同，其视觉图像建构的功能需求也随之变化——我国南方与北方的妈祖、国内与海外的妈祖，乃至东南亚与欧美的妈祖，都因在地化背景、风俗文化等差异，在视觉形象上产生微妙甚至明显的不同。这些形态各异的妈祖视觉图像，承载着不同地域的文化内涵，代表着不同的信仰诉求，经过当地妈祖敬仰者的虔诚朝拜，逐渐与本地民俗融为一体，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