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黄国华

莆田文化界前辈王琛先生驾鹤西去，闻此噩耗，我不胜悲恸。

我与王琛先生的相识，可谓神交在先，谋面在后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就读于福清理论大专班，学校举办学生书画创作展览。我班一位田姓女同学的书法作品被选中参展，与我初学水墨画的习作一同陈列在教室墙壁上。记得她写的是颜体，我便问她师承何人，她告诉我，师从王琛老师。这是我第一次听闻王琛先生的名字。后来，他调回莆田县从事文化工作。毕业后，我进入县委党校担任政治教员，闲暇时常常出入古谯楼，频繁在宣传栏上看到王琛先生的书法和绘画作品，彼时他已声名远扬。渐渐地，我了解到王琛先生在文化领域造诣深厚，堪称“三绝”——书法、绘画与文章（尤其擅长撰联）。

莆田素有“文献名邦”之称，文化贤才云集。我曾与王顺镇、阮其山、杨美煊、金文亨、许更生、林春明等老文化人多有交集，且在文字方面往来密切。但我与王琛先生起初仅止于相识，私交尚浅。近十多年来，我一直主持《莆阳讲坛》的工作，市方言研究会林春明等几位老先生便常戏称我为“山长”。我曾有意邀请王琛先生来莆阳讲坛授课，内容由他自定，先生起初应允，后来却婉言谢绝，个中缘由不得而知。知情者说，先生才高八斗，却因口吃颇为严重，故而推辞。对此，我深感遗憾，终究错失了一次与先生深层次交流、聆听教诲的机会。

王琛先生尤其擅长撰联，莆田人称之为“做对”。我曾见过他为“蔡襄祠”撰写的对联：“松百里，桥万安，书第一，诗千古；荔有谱，茶有录，忠于国，惠及民。”这副对联巧妙凝练地概括了蔡忠惠公一生的功绩，过往行人见之，无不驻足赞叹：“好对联！”他还在莆城名山——东岩山（又称乌石山）留下两副对联，其中一副是“鹭岭飞来乌石，麟山长住金刚”；在我的家乡白沙龙华寺（亦称“白沙寺”），也有他撰写的对联：“龙树本无形，三春风月枉作撩人色；华香原是梦，一代王侯俱成过眼烟。”这些匾额对联构思精妙，令人称绝。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，王琛先生为一位年长友人撰写的贺寿联：“何止于米，相期于茶。”此联化用冯友兰先生与金岳霖先生共勉之语，“米”指八十八寿，“茶”指一百零八岁，寓意深远。据说，王琛先生在各地古刹寺观、书院庙堂留下的对联近千副，若有有心人将其搜集整理、结集出版，必将成为一座珍贵的文化宝库，真正可谓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后世”。

王琛先生对莆田文史逸闻、地方掌故极为熟悉，留下了诸多颇具价值的文章。前几年，我主编状元黄公度故里的《东里黄氏族谱》时，从他发表在《莆田县文史资料》第二十六期的《我与绘画之缘》一文中得知：先生家境贫寒，少年时却对美术情有独钟。东里黄滔裔孙、美术教师黄筱泉十分器重他。黄筱泉，字文谦，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注重写生，擅长花鸟画，20世纪40年代曾任莆田民众艺术社副社长。他将艺术社的钥匙交给王琛先生，允许他自由出入，随意在社内临摹石膏模型，进行创作。先生对黄筱泉先生的知遇之恩感念至深，在文中娓娓道来，文字饱含深情，极具感染力。我通过这篇回忆文章，不仅了解了黄筱泉先生的艺术成就，还进一步知晓了其儿子黄强（绘画造诣亦颇高）的情况，这使得后来编写《东里黄氏族谱》时，相关人物形象更加丰满鲜活——这便是文字的魅力所在。

还有一个例子。莆仙戏名旦黄宝珍曾邀请我撰写她的演艺生涯传记，其中部分内容参考了王琛先生发表在市、县文史资料中的《莆田县莆仙戏杂记》。得益于先生提供的详实素材，我的写作十分顺利，最终完成了近两万字的文稿，该文后来刊登在《莆田市文史资料》第十期。在此，我理应感谢王琛先生，是他的研究成果为我的创作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十年前，莆田市博物馆筹备开馆期间，计划设立民俗馆、妈祖馆、莆田历史馆及历代书画艺术馆。王琛先生负责撰写《莆田市历史书画艺术陈列厅》的展览文本，他很快便完成了初稿，最后由我与罗金枝、柯凤梅、林洪国一同参与修改。先生不愧是文章老手，文本质量很高，很快便通过了审核。不过，其中有几处需要稍作调整，我们征求他的意见时，由我与他联系并说明情况。他当即回复：“可以修改，很好，没有意见。”王琛先生为人谦逊豁达、虚怀若谷，其品格令人由衷敬佩与歆慕。

王琛先生的逝世，是莆田文化艺术界的损失。但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，将永远激励着后人。对于先生，我们唯有以敬仰之心珍惜其成果、以学习之举传承其精神，以此寄托对他的深切怀念与追思。

王琛先生，一路走好！

2025年11月6日